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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對陳獨秀的評價

    原標題: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對陳獨秀的評價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曾多次論述陳獨秀, 但集中評論則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對于批評、糾正黨內的錯誤傾向,統一全黨思想,教育全國人民,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為評價歷史人物作出很好的示范,對后來的學術研究也有重大、積極的影響。

    “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內的右傾思想,特別是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傾向開始出現,并逐步發展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而國民黨堅持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國共兩黨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斗爭,嚴重地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部,有些同志由于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本質認識不清,產生了右的傾向。

    為了批評、糾正這種右的傾向,毛澤東于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完整而系統地論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策方針。在報告中,毛澤東告誡全黨要汲取1927年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他指出:“1927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在抗日戰爭時期,像這樣以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為鑒的論述,毛澤東還有許多。比如,在論述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時,毛澤東指出:“純消極的讓步是有過的,那就是第二國際的勞資合作論,把一個階級一個革命都讓掉了。中國前有陳獨秀,后有張國燾,都是投降主義者。”毛澤東還指出:“過去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群一黨的私利,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更是嚴重指出:“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 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然而,“我們有些人,對于這個調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陳獨秀,他就不知道拿著刀可以殺人。有人說,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會不知道?這很難說。他沒有調查研究就不懂得這件事,所以我們給他起個名字,叫做機會主義。”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告誡全黨要從陳獨秀的錯誤中吸取經驗和教訓,避免重蹈大革命失敗的覆轍,這對于教育全國人民,統一全黨思想,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和深遠的政治影響。

    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

    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大大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在吸收延安整風成果的基礎上,毛澤東對過去的黨內斗爭進行了反思。

    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斗爭外,有兩次大的斗爭,即反陳獨秀錯誤路線與反李立三錯誤路線的斗爭。那時在思想上沒有進行很徹底的討論,但結論作得嚴重,因此未能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結論作得嚴重”內涵是什么,毛澤東沒有具體說,但聯系他在1945年5月24日的講話,應該是指將陳獨秀開除出黨一事。

    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談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時,說:“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到中央。結果是不是好呢?陳獨秀后頭跑到黨外做壞事去了,現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我們黨是不是因為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從此就不出亂子,天下太平,解決了問題呢?六次大會選舉出的中央純潔得很,沒有陳獨秀,可是我們黨還有缺點,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沒有因為不選他,我們就不鬧糾紛,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選陳獨秀,這里面有一條原因,就是為了圖簡便省事。”

    既然“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到中央”是不對的,那么,將他開除出黨則更是不應該的。毛澤東不僅看到了處理陳獨秀的教訓,而且準備糾正這一問題。1937年底,黨中央曾嘗試將陳獨秀挽救回到黨內,前提是要陳獨秀承認加入托派等錯誤。陳獨秀拒絕認錯后,康生、王明等人在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上誣稱陳獨秀做了日特漢奸,接受了日本津貼。陳獨秀對此反應激烈,憤而駁斥,導致兩方關系進一步惡化。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中再次指出:“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還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李立三錯誤路線大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

    在吸取歷史教訓的方面,毛澤東采取了全新的做法: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陳獨秀的錯誤,并要求同志們從中吸取教訓;另一方面并沒有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都加諸陳獨秀一人身上,而是著重分析陳獨秀犯錯誤的主觀與客觀原因。毛澤東認為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是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的叛變,這是主要的;而主觀原因則是次要的。

    關于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毛澤東認為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性”。在《矛盾論》一文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后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能夠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

    關于這層意思,毛澤東還曾多次論及。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從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斗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于民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塌臺了。”這是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最精辟的總結。

    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毛澤東再次將“幼年性”作為發生陳獨秀錯誤的原因,指出:“這時期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的領導機關中占統治地位的成分,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中,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受到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到失敗。”

    探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 毛澤東沒有過分地追究個人的責任,而是將陳獨秀的錯誤置于特定的客觀歷史背景下進行歷史的、辯證的、全面的考察和評價。這樣的分析與評價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有說服力的。因為“幼年不成熟”,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因為“幼年不成熟”,所以更應該得到諒解。

    毫不吝嗇地肯定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功績

    抗日戰爭中后期,毛澤東在黨內和軍隊內的地位日益鞏固,威望日益上升,但他比別人更清楚,對歷史上的人物,特別是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人物能否作出客觀、公正的理性評價,直接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因此,他自覺地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立場和方法,對陳獨秀的是非功過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既指出其缺點與錯誤,又毫不吝嗇地肯定其地位和貢獻。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曾簡要提及陳獨秀:“在五四運動里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毛澤東這段話很值得品味。其一,“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這里面有政治的考量。晚年的陳獨秀拒不承認錯誤,相反,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探索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革命道路多有惡評,因而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機尚不成熟。其二,毛澤東強調,在修史時,“要講一講他的功勞”,這就為以后的歷史研究,為實事求是地評價陳獨秀的功過做好了鋪墊。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評價陳獨秀:“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么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后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

    應該說, 這些評價是很客觀、很到位的。毛澤東并沒有因陳獨秀犯過嚴重錯誤而對他全盤否定,而是給予既公允又不失原則的歷史主義的評價, 特別是高度肯定了陳獨秀在領導五四運動和建黨過程中的貢獻。這些無疑對后來的研究者產生深遠的影響。

    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依然是負面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雖然充分肯定了陳獨秀的建黨功勞, 但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依然是負面的。

    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里,毛澤東把陳獨秀列為“大不老實的人”。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作口頭政治報告,說:“那時候我們黨的領導中占統治地位的以陳獨秀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5月31日,毛澤東說:“陳獨秀那個時期,農民要土地,這是一個大東西吧,土地問題是一個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東西吧,但是那時候也看不見。凡是政策上犯錯誤的,一定是大東西看不見。”

    毛澤東對陳獨秀總體評價不高,原因有兩個:

    一、認識的局限性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認為,陳獨秀的重大失誤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陳獨秀不服,他認為,大革命失敗了,作為總書記是要負責任的,但共產國際更有責任,自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忠實的執行者而已,由他來承擔全部的責任,于情于理都說不通。對于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讓他去莫斯科學習反省的安排,陳獨秀更是表現了他的倔強個性:“要反省,我在中國反省,絕不去莫斯科!”“中國的問題為什么要請教外國人,蘇聯的問題斯大林為什么不來請教中國人?”此言一出,共產國際中的一些人乃至斯大林對陳獨秀的憎惡,可想而知。

    “中東路事件”爆發后,陳獨秀給中共中央連續寫了3封信,批評中央的“左”傾錯誤。此時的陳獨秀受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頗深,其政治思想已經完成了向托洛茨基派的轉變,因此,那3封信不免有些錯誤的觀點。更為嚴重的是,陳獨秀涉足了托派小組織的活動,并打出了“反對派”的旗幟。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絕不能容許“反對派”的存在,至此,矛盾已無法調和。斯大林在征求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意見后,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不久,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正式扯起了“反對派”的大旗,并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國托派組織的統一,陳獨秀當選為托派中央的總書記。

    在毛澤東看來, 陳獨秀由“右傾投降主義”到托派總書記,矛盾的性質就發生了質的變化,由革命轉化為反革命。在《矛盾論》中,毛澤東談到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時,就把陳獨秀作為一個典型例子:“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性的形式,但隨后就發展為對抗性的了。”在黨的七大的講話中,毛澤東說:“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 我們黨搞得不好, 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后來, 陳獨秀反對我們, 搞成托陳取消派, 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39年5月4 日,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文章中寫道:“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后來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按照當時的認識,托派就是敵我矛盾,就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因此,毛澤東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自然是負面的。而且自陳獨秀拒絕寫檢查后,這種總體評價便沒有改變過。1967年出版的《毛選》四卷合訂本注釋中,陳獨秀被視為“叛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的工具”。

    這可以說是認識上的局限性。在當時,從共產國際到中國共產黨,無一例外都是這種認識。

    毛澤東在1945 年4 月 21 日的那篇講話里說:“事情總是不完全的, 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 向比較完全前進, 向相對真理前進, 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 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內外對陳獨秀建黨初期的革命活動作了充分的肯定,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舊址陳列館內,掛出了他的照片;對他在大革命時期的問題也作出了比較公允的評價。因此,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也由負面轉為正面了。

    二、維護與共產國際和蘇聯團結

    從黨的二大通過參加共產國際的決議,直到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黨的路線正確與否,革命斗爭的成功或挫折,和共產國際有著密切的聯系。然而,同共產國際的關系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毛澤東在處理同共產國際的關系時,始終持慎重的態度,既堅持原則,又講究策略,盡量避免公開批評共產國際,以維護與共產國際和蘇聯團結。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說:“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關于這層意思,毛澤東后來在一個講話中說得更加清楚。他說:共產國際解散后我們比較自由些。這以前,我們已經開始批評機會主義,開展整風運動,批評王明路線。整風實際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但是關于斯大林和第三國際我們是一字未提。過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國人聽了他們的話,那么中國人自己就應該負責。誰叫我們去聽他們的話呢?誰叫我們去犯“左”傾、右傾的錯誤呢?二、我們和蘇聯的關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國際沒有檢討這些錯誤,蘇聯也沒有提到這些錯誤,我們提出批評就會同他們鬧翻的。確實,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盡量避免提及蘇聯與共產國際。比如,對于從蘇聯回國的教條主義者,毛澤東在整風報告說:“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對于王明等張口閉口就是“國際路線”,毛澤東則說他們是“言必稱希臘”。

    為了維護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團結,避免公開批評共產國際,這種政治的考量顯然是正確的、必要的。然而,這對于陳獨秀卻是不公正的。

    研究表明,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右傾錯誤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有著直接的關系,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繞開共產國際就無法講清楚陳獨秀的問題,就勢必令陳獨秀承擔他不該承擔的責任。這也是毛澤東對陳獨秀的評價總體為負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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